公民抗命，一個廣為人知的詞彙，有人對它恨之入骨，認為它是偏激份子為自己目無法紀的行為找來的美麗藉口；有人對它推崇備至，將它提升到道德高地，認為它可以彰顯社會公義。
其實在兩者之間，它還有一個很實質的作用----為法律除蟲。
最近發生有關公民抗命的實際例子莫過如「電訊條例被判違憲」事件，政府向泛民施威，選擇性控告泛民成員出席民間電台的節目，指他們違反電訊條例。但案件的結果卻是，「害人終害己」，民間電台不單被判無罪，裁判法院反而裁定電訊條例違憲，整條法例失效，政府自討苦吃。為大局著想，以免電訊法例真空，法院將裁決的生效日期延遲，使有關電訊條例仍然有效，亦即是說，民間電台仍然違法。
在法院判決後，政府決定上訢，民間電台則即時決定恢復廣播，這就造成一個很尷尬的局面：警方在這段期間內是否應該繼續以電訊條例去檢控他們？裁決延遲生效，即是說民間電台仍是違法，但問題是，裁決只是被延遲，它終於有日是會生效的，生效之後電台便不再違法，雖然政府正在上訴，但一旦上訴仍然敗訴，那豈非是一錯再錯？這實在使政府處於進退兩難之地。律政部門十分聰明，想出了一條絕橋來解除這個困局-----申請禁制令阻止民間電台復播------既然之前的電訊條件正在爭議中，用它來再作檢控似乎有點灰色，但若民間電台決定不理禁令繼續廣播，那便是黑白分明，明顯犯法。
有些評論對民間電台很是不滿，認為他們是知法犯法，目無法紀，擾亂公眾秩序；亦有人認為政府的作為是有強權無公理，民間電台只是彰顯不義，公民抗命，是對社會的不平事作出強烈的控訴，為市民打不平。我個人卻認為，政府在他的立場上做了最適當的事---檢控違法者、上訢、堵塞法律真空、解除尷尬的困局；而民間電台亦做了它角色下最適當的事情---為公義，不惜公民抗命，抽出違反更高層法律(例如憲法、人權法...)的法例，為法律除錯。
社會各個綱位都各司其職，為自己的角色出一分力，一個文明、法治的多元社會實本應如此，有甚麼好不滿？